在1948年9月制订基本法的一次会议中，学者特奥多尔?豪伊斯(Theodor Heuss)建议，对人之尊严的概念应当不做解释(uninterpretiert)，这一建议最后得到了采纳。

[26]前引[19]，金观涛书，第12页。尤应重申的是，作为现代法治社会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该权利与宪政制度及其理念下的其他刑事诉讼和证据制度相须而存，构成一个由内向外完整的制度系统，如果缺乏后二者的支撑，将使该权利成为一种跛脚的制度而难免实践中的尴尬。

故本条许所列各人，概得拒绝证言。(四)为当事人之前权利人或代理人而就相争之法律关系所为之行为。以此为统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为原则的刑事治罪模式。参见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以下。因为，无论不得或拒绝作证作为亲属的义务或者权利，国家都将是法律关系相对方存续其间，成为必要的在场者。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大陆法学界重启与世界法治文明对话之门，新一轮西法东渐之风方始勃兴。本文将通过对该制度语义脉络、居于其上的刑事诉讼制度目的及我国宪法价值属性的分析，还原该制度的场景，以期获得对该制度的系统和完整的理解。布兰代斯大法官（Justice Louis Brandeis）的如下论断已经成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言，他说"一个不研究经济学、社会学的法律人最适合的角色（不是从事法务工作，而）是社会公敌"[20]。

笔者认为，在所有的相关质疑者那儿，也许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如下两个问题的片面认知：第一，法理学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换句话说，它与其它法学分支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进而言之，法理学对于其它法学分支到底应该具有怎样的功用？第二，法理学对于法律实践又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接下来，让我们尝试着对如上两个问题作一详细的分析、考察。同样地，如果一种法学研究完全脱离经由法理学构建的对话平台，那么，相关研究者也将肯定无法确认自己所正在进行的研究能否被恰切地称为"法学"，他当然更无法确信自己的研究能否与其它法学研究展开理性的对话、交流。其次，它可以奠定整个法律实践之某一层面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它可以为法律实践的具体做法提供理论层面的说明、证立以及操作平台。第二，诚如前述，法理学扮演的是法学大厦中的基础理论角色，因此，它首先的服务对象应当是其它法学分支学科，进而通过这些学科去服务实践。

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正是这种理论性、抽象性，使得法理学往往给人以脱离实际之感，以至于经常被实务界人士、乃至其它法学分支科研教学人员所鄙夷、质疑：法理学除了具有概念游戏之功用外，有什么用？尤其是，对法律实践，譬如说对于一个律师赢得官司有何帮助？ 因了这种质疑，当然也因为看上去法理学迄今似乎尚未对这种质疑作出有力地回答，这使得法理学在当下中国处境颇为尴尬：它或者被径直讥为"概念游戏"，也即除了給学习者提供一些概念性知识外，充其量只能起到锻炼学习者逻辑思维、语言文字能力之用。事实上，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对任何实践问题的把握都必定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更"要命"的也许是，这时当你求助于"法的运行"部分时，你本来期望在这一内容中能得到某些帮助，但很遗憾，你发现的却几乎只是一堆概念。但作为一个法学人、法律人，此时你首先应该想到的则是这样一些问题：这个人在向路人乞讨的过程中，是否妨碍了路人某些正当权利的行使？相对应地，路人在何种意义上有义务不干涉他的乞讨？他是否具有我国公民身份？如果他具有，那么，他的流离失所是否意味着政府有关机构（如民政部门）的失职、也即怠于履行法定义务？进而言之，他或被他妨碍的普通市民是否有权起诉民政部门的渎职？如果政府有责任处理相关问题，那么，它应当通过哪些职权的行使来消除、遏制流浪人员现象的产生？等等。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理论法学与法律实践之间的一种互动：实践需要理论进行铺垫以及合法性说明或证立，而理论则借助于实践展示其解释力或论证力。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既有的法理学过分地重视了"立法立场的法理学"部分，而忽视、甚至可以说无视了"用法立场的法理学"部分。[5] 那么，如上鄙夷、质疑仅仅是某种偏见作祟，还是法理学真的注定只能满足于扮演概念游戏或屠龙之术的角色？先贤说，"吾日三省吾身"[6]。因此，尽管都可以统辖在"法学"这一名称之下，但实际上由于关注重心、乃至进一步的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实际上存有各种颇不相同的法学流派和思潮，如自然法学、规范分析法学和社会实证法学，等。就现在来看，此种视角意义上的法学分支主要有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国际法学等。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可以预见，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和高度分化，部门法学的种类也一定会作相应的变化。

其中，立法立场的法理学基本可以说是在法律之外用一种外部立场来考究法律以及法律世界，也正因为它的这种外部立场，所以它往往需要借助诸如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其它学科的思路、方法和工具。无论是仅仅从各编名称、还是从相关实际内容[7]来看，应当说都可以较为清楚地判定在如上六编中只有第四编"法的运行"可能可以纳入到"根据法律的一般理论"之中，其它所有五编则肯定地属于"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之范畴。

See Ronald Dworkin, Law's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 原文是：A lawyer whohas not studied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s very apt to become a public enemy. 转引自Lawrence Rosen, Law as Culture: An Invit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06, P. 198. [21] O. W. Holmes, The Use ofSchools( Oration before the Harvard Law School Association, at Cambridge,November 5th, 1886, on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HarvardUniversity), in O. W. Holmes, CollectedLegal Papers, 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20, P. 37, 39-40. 进入专题： 法学 法理学 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 根据法律的一般理论 。记得庞德（Roscoe Pound）在解释何以美国法制文明能够迅速提升，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民众是这样一种群体，一方面，"他们十分注意保护自身的权利"，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政府机构抱有同情心"[15]。翻开几乎国内所有通行的法理学教材就会发现，其内容框架大体都是以"立法立场的法理学"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且即便是那一小部分本应属于"用法立场的法理学"之内容，也往往透露出明显的"立法立场"。因此，即便是如上关于法理学的当下中国使命之第四条归纳，笔者强调的也仅仅是"宣传"、"说明"、"证成"、"批评"，并且限定在"从理论的角度并且按照理论本身的逻辑"前提下。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如此，所有法学研究都一定以"规范"为核心。[3] 还需明确并且似乎往往为当前国内法理学界所忽视的是，法理学可根据对规范－法律生活的观察、把握立场之不同划分为两种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部分。

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是这两种立场的法理学都相对比较重视的，如法律渊源问题，但很显然，两者对相关问题的具体展开将必定具有明显的不同。也许有人会说，就法律实践而言，很多概念岂非本就来自于实践本身？理论对于许多法律概念的产生及使用哪有什么功劳？此类疑问之前半部分是有道理的，因为的确有许多法律概念源自实践本身而非理论或理论界的创造。

最后，法律的学习者以及一个由法律的学习者成功转型为专业法律人的人，应当始终秉持这样的信念：经过大学数年的法学学习，你不仅仅是一个具有成熟专业技能的人，而且是、并且首先是一个具有大师情怀并以全社会法治为志业的成年公民，而不要满足于私人利益的蝇营狗苟，更不应以"擅长"钻法律的空子而自豪。因此我认为，仅仅把一所法学院的任务看作是教授法律、培养法律人，并没有充分地定义法学院。

四、法理学的实践价值 在某种程度上，法理学对于法律实践而言确实"没什么用"，因为在很多时候，它确实很难为法律实践提供什么现成的答案。因此，仅从这一角度看，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调整法理学的内容框架以及相应的研究立场。

第三，笔者认为，理论服务于实践的最佳方式就是完善自身，进而为实践界供出各种理论建议、选项，而不是、也不应是理论家直接干预、参与实践，因为理论的品性在于逻辑而实践却往往讲求灵活性、妥协性（因而注定要某种程度上牺牲逻辑）。[19] "法律帝国"（Law'sEmpire）是美国学者罗纳德·德沃金一部著作的名字，德沃金用这个名字来指称、形容被法律所规范、统领的社会生活世界。在这里，之所以强调"真正"国际化，是因为目前所谓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充其量不过是西方、具体讲是欧美主导的国际化、全球化，因而实际上可以说是"欧美化"，进而当然也不是真正的国际化、全球化。第二，研究方法不同，律学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解经学方法（即以所研究之文本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一种虔诚、尊奉而不是论证、批判的态度对之作解释和说明），而现代法学则呈现出多元的方法局面：既有解经学的，也有思辨的，还有实证的……。

记得当年休谟（David Hume）曾引用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的话说，"当你……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10]。[11] H.J.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 TheFormation of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83, P. 8. [12]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1980,P. 62. [13] Alf Ross, On Law and Justice,London: Stevens Sons Limited, First edition in 1958, P. IX-X. [14] 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36页。

很多时候，它自己也并不直接参与其它法学分支的"表演"，但实际上，任何其它法学分支的研究都必定或多或少体现着法理学的价值，因为如果没有它的引导，一个人可能根本就不会进行当下的法学研究，这就正如没有导游的介绍、导引我们甚至无法找到旅游景点或者即便找到了旅游景点也不知道如何欣赏。记得美国学者伯尔曼曾这样归纳理论教研对于法律实践的功用，"学术机构与制度实践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一种学术体系（总是）描述着一种相对应的制度及其实践，另一方面制度又（总是）通过学术作品、理论教研而变得概念化、系统化并因此而得到改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世界本身包含着一种相应的科学，这种科学既构成对法律的说明，也可视为法律机制的元动力"[11]。

然而，作为传统中国的一种学术活动，律学与我们现今所谓的、主要源自西土的法学却又有巨大的不同，其要者有二：第一，关注核心不同。其五，努力提升自身水平，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为弘扬中国法文化、进而为法学的真正国际化作出自己独特之贡献。

法学家针对现实法律问题为法律家提供参考意见的现象古已有之，典型者如古罗马五大法学家的答辩、释法工作，又如古中国儒者在"引经决狱"过程中的工作。因此，法理学在整个法学大家庭中实际上扮演着一种类似"导游"＋"对话平台"的混合角色：虽然它并不代替"游客"参观。而法国学者福柯（MichelFoucault）则断定，"需要被采纳的方案、战术和目的对于那些正在进行战斗的人来说是一个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前文中才会宣称，法（理）学就是一种关于规范、规范生活的学问。

也许正因为此种法理学需要借用其它学科的研究范式，使得其往往成为法学与其它社会科学展开交流的前沿阵地，进而使得这一部分法理学研究往往与哲学、政治学等无法清楚地界分、甚至往往不如其它学科的相关研究那么精辟，而这可能也就解释了为何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德沃金（Ronald Dworkin）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实际上，时下法理论中最重要的作品，大多出自那些既在法学院担任教职又在他们自己本来的学科部门任教的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手，而不是法律家之手"，他甚至断言，在今天，"没有哪个法理论家比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对现代法哲学所做的贡献更大"[4]。相对应地，设想一下如果法理学能够更多地关注"根据法律的一般理论"部分，也即更多地关注在面对根据实在法所产生的问题并尝试揭示其中的内在逻辑进而为妥善解决相应问题提供启示，那么，法理学也许就不会或不容易被质疑为"没用"了。

也许这话多少略显夸张，但却也多少道出了法律人所必需的面对其他法系分支学科或其他科学之开放姿态。第四，法（理）学的学习者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理论学习与日常行为的关系。

这就是说，立法之法中将注定有许多概念是无法由立法者进行界定的。推而广之，规范－法律生活其实不过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已，它本身当然无法与人类生活的其它层面截然分开，因此，法理学以及整个法学体系当然也有必要汲取其它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先进研究成果。